隋唐五代是铜钱与谷帛交叉为用的时代。这仍是中国封建社会长期的传统。铸币铜钱为本位币，自西汉以来久已通行，汉代的五铢钱尤为社会普遍使用，成为全国统一的货币，黄金只是作为高价值的金属货币之一，在统治阶级间使用，民间普遍用铜钱。但是历史发展并不是直线的，有时又倒退到实物货币阶段，而谷帛在实物货币中成为最通行的交换媒介和流通手段。
因为谷帛有广泛实用价值，人人能接受。作为流通手段和交换媒介的货币，一个主要条件，在于有“普遍接受性”，谷帛是生活必需品，有实际使用价值，就具备了这一条件。虽然谷帛本身作为货币有很大缺点，如品种不齐，价值不一，本身笨重，不便作为交换工具；而且布帛段匹尺寸有长短，质量不能划一，如分裂裁截就不可为衣，失去价值，不能成为标准价值尺度。然而谷帛还是作为货币，长期未曾退出历史舞台。
为什么谷帛长期占据流通领域，作为交换媒介和价值尺度，作为流通工具的货币使用，而未被铜钱所驱逐所代替呢？这是因为很多朝代所铸铜钱，不合标准，常常减重，质量很差，或因铜材缺乏不能满足铸币需要，市上铜钱缺乏，或盗铸蜂起，铜钱减重，掺杂变质，根本不能成为标准货币；或者铜钱“滥恶”，引起通货膨胀，物价混乱。每当铜钱出现上述情况时，谷帛总会出现，充当货币职能，代替铜钱使用。
当然代替铜钱使用的不是“唯一”限于谷帛一种，例如铁钱，或其他当地便于接受的东西，如盐、牲畜等均可作交换媒介。如“自巴以外，以盐帛为交易；黔巫溪峡，大抵用水银，殊砂、缯彩巾帽以相市”。这里只言谷帛是指主要的大量的现象与事实而言。历史上经常出现此类现象，如董卓铸小钱，引起物价混乱，民间就用粟帛交易。三国时曹丕想恢复汉代五铢钱，但力量不足，不能满足社会需要，只好听百姓用粟帛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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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朝混乱时期，钱货无所周流，民间出现物物交换，其中用谷帛充当交换媒介为最多。在政权稳定时期如北魏及南朝，经丧乱之余，虽然恢复铸钱，然名目混乱，轻重新旧杂行，未能做到统一，合乎标准的铜钱根本缺乏，物价混乱，民间仍用布帛代替铜钱使用。总之，每当货币不健全时，谷帛或绢帛就成为货币的补充，在社会上出现。
隋代只有38年历史，货币状况在父子两个皇帝时，就出现两种不同情形。隋文帝杨坚节俭，通货出现紧缩现象，他在平陈以后“以天下钱轻重不等，乃更铸新钱，背面肉好，皆有周郭，文曰‘五铢"”。这种五铢新钱，重如其文，每钱一千重四斤二两。新钱铸成后，就诏令通知四面诸关，各付百钱为样，所有钱皆依样方得通行。
不合样者，即收毁熔为铜，入官府改铸。又在诸州邸肆之上“皆令立榜，置样为准。不中样者，不入于市”。于是隋代做到以五铢钱为本位币的货币统一“数年之间，私铸颇息”。隋炀帝杨广挥霍，货币出现膨胀现象。“大业十三年秋七月，东都大饥，私钱滥恶，大半杂以锡环，其细如线。半斛值钱八九万”。
其时“王纲弛紊，巨奸大猾，遂多私铸，钱转滥恶。每千钱初犹重二斤，后渐轻至一斤”，只及开皇时四分之一。甚至“或剪铁馍，裁皮糊纸以为钱，相杂用之。货贱物贵，以至于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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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在290年时间中，货币的历史可分前后两阶段，前期是建立以铜钱“开元通宝”本位币统一的时期，但实际尚未达到巩固，亦未达到完全统一。在铜钱为本位币之外，尚存在绢帛。唐政府前期在财政收支及官府出纳、计账中，多用绢帛为计算单位，如全国的租、庸、调，租收的是谷米，调与庸收的是绢帛。
到后一阶段，德宗时实行两税法，才改以铜钱为单位，征收铜钱。唐前期朝廷赏赐官吏，以及官吏正常俸禄，多用绢帛，少数用钱和禄米。内库、左藏库付给度支，发给军用，大都是绢帛，或缯绢，少数才是铜钱。唐律规定及司法公案中关于计赃、罚款、枉法论处等，皆用绢匹计算。民间交纳户调，庸资，皆是绢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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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担心加密公司可能会任命前金融监管机构和政府官员加强其游说能力，可能会破坏政策制定过程，并破坏公众对金融监管机构的信任。（CoinDesk）[2022/10/25 16:38:33]
漕运江淮财物，除大量米谷粮食外，多数是轻赍或轻货，所谓轻货，多半是绢布，其中以绢为主。民间市场交易，亦大致用绢布为交换媒介。可以说，在两税法实行前唐代前一阶段的货币制度，是铜钱与绢帛并行时代，开元钱虽为主币，但未确立成为唯一的排斥其他的本位币地位。黄金与白银，只有少量在皇室、贵族间行使，多半作为奢侈品，珍宝器物，作为贮藏手段，未成为交换手段和流通工具。但在五岭以南，因钱币缺乏，以金银为货币。
在唐代后期，金属货币铜钱使用及流通范围逐渐扩大，商品货币关系有所发展，金、银逐渐成为贵金属货币，银已铸成银锭行使，黄金使用见于记载。《新唐书·食货志》云：“穆宗即位，京师鬻金银十两亦垫一两。”唐赵磷《因话录》卷三记，范阳卢仲元于文宗开成时，“持金鬻于扬州，时遇金贵，两八千。复市南货入洛。”
日僧圆仁《人唐求法巡礼行记》卷一，记开成三年十月十四日“砂金大二两，于市头令交易，市头称定一大两七钱；七钱准当大二分半，价九贯四百文”。关于银锭，1987年7月，继在西安法门寺明塔的地宫中，出土释迦牟尼佛指舍利和唐代珍贵文物外，又在地宫西面100米处，发现三块唐晚期银铤。银铤长方形，底平，四角上翘，侧视呈船形，灰色带银光，每个重达两公斤余，纯质达99.5%。
法门寺为皇家寺院，在盛时屋宇庄严，占地数百亩。所藏银锭或为皇家之物。唐代后期虽然金属货币比前期发展，但币制本身并不稳定，开元钱实行后，不久为其他铸币所代替，新钱旧钱交错使用，兑换率不等，标准不一，失去货币作为价值计算唯一标准的作用。而一般通病，在货币减重，铜质减少，铅锡砂等杂质增加，钱趋滥恶，失却货币自身标准的职能。
又因为铜料缺乏，货币铸造不善，通货缺少，民间交易兼用布帛匹段。迄至唐末五代，铜钱布帛兼用。僻野乡村，且随地交易，用盐、用丝、用麻或鸡鸭为交换媒介，落后的物物交换现象，仍旧存在。如山南道山谷贫人不用现钱，布帛亦少，交易随土随时，不拘一物，琐细丛杂，皆因其便，即是一例。
就铜钱的变化历史来看，唐钱最好的是开元钱，可说是中国封建社会最标准的钱是唐开元钱，此钱轻重大小最为适中，民间乐用，上承汉五铢钱，下迄宋钱至清康熙乾隆钱，先后一脉相承，成为历代标准钱。开元钱的铸造，开始于武德四年，《旧唐书·食货志》上说：
“高祖即位，仍用隋之五铢钱。武德四年七月，废五铢钱，行开元通宝钱。径八分，重二铢四累，积十文重一两，一千文重六斤四两。仍置钱监于洛、并，幽、益等州。秦王、齐王，各赐三炉铸钱，右仆射裴寂，赐炉。敢有盗铸者身死，家口配没。”又云：“初，开元钱之文，给事中欧阳询制词及书，时称其工。其字含八分及隶体。其词先上后下，次左后右读之。自上及左回环读之，其义亦通。流俗谓之‘开通元宝’钱。”
开元钱不是唐玄宗年号钱，而是唐代标准钱，上下左右，或自上及左循环读之，谓之“开元通宝”或“开通元宝”均可。开元钱行用至高宗时，因盗铸渐起，恶钱增多，显庆五年九月，敕令官私收取恶钱，以五恶钱换一好钱，民间以恶钱收价过低，私藏不换，希望官禁松弛时复用。
因此，恶钱仍在使用，官府以恶钱二比好钱一，比值收买，但仍未禁止恶钱流行。乾封新钱只作贮纳之用，不再增铸。此时虽然恢复再铸开元钱，但私铸仍未停止，荆、潭、宜、衡诸州私铸尤多，私铸者往往逃避于江湖船筏中，禁不能止。至武则天长安中又令悬钱样于市，令百姓依样用钱。但是审核鉴别困难，导致交易停滞。
于是又降敕令，凡非滥恶钱如铁锡、铜荡、穿穴者，都许行用。于是盗铸蜂起，滥恶更多。江准间盗铸者往往在陂湖、巨海、深山之中，人迹罕到之地偷铸，州县不能禁止。神龙、先天之际，两京用钱尤滥恶，其时湖南郴、衡两州私铸小钱，仅有轮廓，多为铁锡参用五铢等钱，在民间使用。又有买锡销熔，用钱模夹铸，顷刻间便得千百劣币，携往市场行使。货币制度又混乱。
开元五年宋璟为相，奏称禁断一切恶钱，行二铢四累钱，其不堪行用者，皆令销毁复铸。其时江淮间钱尤滥恶，种类甚多，有官炉、偏炉、棱钱、时钱等数种，宋璟乃遣监察御史萧隐之充江淮使，按户督责。百姓多以上青钱充恶钱呈纳，其更小恶之钱私自沉之于江湖，以免获罪。此番查禁，引起市井混乱，物价飞涨，传闻至京师，萧隐之贬官，宋璟亦因之罢相。张嘉贞继任为相，下令弛禁，乃趋安定。
开元二十年因开元钱少，而滥恶钱又不能禁，乃下诏，绫罗绢布杂货等交易，皆合通用。市肆必须现钱，深非道理。自今以后，钱货兼用，违者准法罪之。开元二十二年中书侍郎张九龄执政，奏请不禁铸钱，玄宗令百官详议，裴耀卿、李林甫、萧灵皆反对，主张国君应垄断铸币权，张九龄之议未行，只令州县严禁恶钱。
并令庄宅、马买卖，先用绢布绫罗丝绵，其余价在千文以上，钱物兼用。天宝初年，农业丰收，经济状况甚好，两京用钱稍好，米粟价贱。但不久钱又滥恶，允许好坏钱并用，于是市上好钱渐被收藏，商人投机者将恶钱运往江淮之南，以一钱换得当地私铸恶钱五文，入京假托官钱，私自行用，因之京城所用钱日益碎恶，出现鹅眼、铁锡、古文、线环等类恶钱，每贯不过三四斤。
安禄山乱后，唐政府财政支绌，肃宗乾元元年采第五琦之议，改铸“乾元重宝”当十钱，与开元钱并行。二年三月，第五琦为相，又铸“重轮乾元”钱，一当五十，每缗12斤。于是新钱重轮与乾元，开元钱三品并行，成为复本位制。因为新钱、乾元钱比价太高，谷价腾贵，米斗至七千文，旧开元钱抬价以一当十，乾元钱减价以一当三十。
因为钱价不定，民间呼“抬价钱”为虚钱。长安城中盗铸甚多，寺观中铜像、铜钟，多毁坏为钱。上元元年，钱币折价又有变动，重棱当五十钱减作当三十文行用，旧开元钱一当十文行用，乾元当十钱依前行用。宝应元年四月改行乾元钱，以一当二。乾元重棱小钱亦以一当二。重棱大钱以一当三。不久又改行乾元大小钱，均以一当一。铜钱减重，比价一再降低。此后因铜料欠缺，铸钱有限，京城长安市上出现“钱每贯头除二十文”，即“陌内欠钱”二十文的“欠陌钱”。
宪宗元和四年诏令：“五岭以北，所有银坑，依前，任百姓开采。禁现钱出岭”。元和六年因现钱缺乏，制令：“公私交易，十贯钱以上，即须兼用匹段”。“茶商等公私‘便换'现钱，并须禁断。”这里有两项反映当时货币制度重要的决定：一是允许民间各种流通工具的合法流通，且规定钱十贯以上即须兼用绢帛，因为钱不足，退返到仍用绢帛为交换工具的境地。二是“便换”不准兑换现钱，以免增加钱荒。
元和七年七月，户部王绍、度支卢坦、盐铁使王播等奏：京都时用，多重现钱。近来又不许商人便换，因此家有滞藏，而物价转高，钱多不出。因此伏请准许商人在三司任便换现钱，以便流通。元和十五年八月，准中书、门下两省奏请向民间收市铜物，令州郡铸钱。各州府有铜、铅处，可以开炉铸钱者，设监冶铸。但效果甚少。到穆宗长庆时铜钱仍严重缺乏，民间交易用钱，除陌数额不一，市上一般欠陌二十，以八百充一贯。朝廷规定，“以九百二十文成贯”，仍“每贯一律除垫八十”，承认了既成事实。
唐代缺铜铸钱，钱币供应不足，钱重物轻，盗铸不止，一直延续到武宗时期。武宗即位，会昌元年至会昌五年，废浮图法，毁天下佛寺4600所，招提、兰若4万处，没籍僧尼为民者265000人，奴婢15万人，田数千百顷，大秦穆护、袄2000余人。所毁铜像、铜钟器皿等，用为铸钱，铸“开元通宝”钱，通称“会昌开元”，背面铸有地名，或铸有“昌”字。
这是唐代最后一批比较合乎标准的钱币。会昌末年，置备边库，收度支、户部、盐铁钱物，属宰相掌管。宣宗大中时改名延资库，户部岁送钱帛20万，度支、盐铁送30万，诸道进奉、助军钱，亦送延资库。自内库至民间计账，钱与帛并用。终唐之世，货币可称多变，复本位制，钱、帛并用，始终存在。
唐代铜钱，官造标准钱见于正史者，止见上列数种。但民间赝品甚多，杂钱亦不少，难以尽述。此外，史思明在据有洛阳时，铸过“得壹元宝”及“顺天元宝”两种钱，径约21公分，均当开元钱百文。五代十国时亦铸有货币，后梁开平年间铸有“开平元宝”大钱，后唐天成年间铸有“天成元宝”，后晋有“天福元宝”，后汉有“汉元通宝”，后周有“周元通宝”钱。
后周的货币也和唐会昌钱一样，是毁了佛寺庙宇铜像后所铸。十国中，湖南的楚马殷，铸有“天策府宝”铜钱和铁钱。南汉刘龚，铸有“乾亨重宝”和“乾亨通宝”，还有“乾亨重宝”铅钱。闽王审知铸有“开元通宝”大钱和大铁钱，其后代王延政铸有“天德通宝”大铁钱，以一当百。前蜀王建铸有“水平元宝”、“通正元宝”等钱。后蜀孟昶铸有“广政通宝”铜、铁钱。
结语
南唐李氏所铸铜钱，种类较多，有“开元通宝”“唐国通宝”、“大唐通宝”等钱，又有“永通泉货”当十钱。南唐统治区域较富，钱文较美，质量较好，有篆书、隶书对钱，在十国中钱币是比较好的。五代十国的铸币铜钱，大都是年号钱，只有少数不是。自此时以后，中国的铸钱大都是年号钱。形式标准，始终以唐开元钱为正统样式。
参考文献
《元稹集》
《唐会要》
《隋书》
《唐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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