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近年来，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5G等数字技术飞速发展，“数字化”正深刻改变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在生产领域，数字技术的发展促进了生产力的极大提高，推动了生产力要素的流动，也正在成为人们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支配力量。
与此同时，数字技术又首先被当今实力最雄厚的帝国主义国家美国所掌握，成为其盘剥和掠夺发展中国家的新型手段。一些学者据此认为，人类社会已经进入了一个数字帝国主义的时代。
如何理解数字帝国主义？学术界对此的阐释深受帝国主义解释范式的影响。比较典型的观点有以下几种：
一是认为，资本主义大国以资本扩张为方式对其他国家实施侵略，迈入数字化阶段的资本主义也依然遵循着权力扩张的资本逻辑和领土逻辑，指出“数字帝国主义之所以是帝国主义，就在于‘帝国芯’没有根本改变，虽然是通过数字资本的增殖逻辑来实现其资本霸权”。这其实是以“资本帝国主义”的解释范式来看待数字帝国主义。
Polkadot XCM v3完成合并将启动桥、跨链锁定、NFT等功能:金色财经报道，Polkadot 创始人 Gavin Wood 在社交媒体发文：“ 经过整整 15 个月的开发，Polkadot XCM v3 终于被合并。将启动桥、跨链锁定、交换、NFT、条件、上下文跟踪等功能。据悉，XCM v3即将在 Kusama 上通过治理启动，其主要的新功能包括可编程性、将中继链的功能分解到不同的平行链上、在不同链之间桥接，从而可以跨平行链甚至跨生态地去构建一些应用。[2023/1/18 11:18:28]
二是从“霸权”视角说明数字帝国主义迈入了帝国主义的新阶段，比如将帝国主义的形态演进划分为几个阶段，认为从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开始，由于美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实现了大规模的数字化，前沿数字技术成为西方大国实现跨国积累和网络霸权的最重要工具，帝国主义从哈维、伍德等人界定的空间帝国主义过渡到全新的数字帝国主义阶段。
三是沿用“超级帝国主义”的解释范式，认为无中心的、超越民族国家地域疆界的网络正在凌驾于全球所有人之上，成为一种新的统治机器。弗兰克·卢斯夏诺对信息时代是否继续使用“帝国主义”一词表示存疑，他说，“也许我们正在见证‘帝国主义’时代的终结……用其他形式的、以信息为基础的、在无国家边界之上运作的剥削来取代各种帝国主义”。
与这一观点类似，有学者认识到“整个世界正在通过智能手机、各种平台软件以及各种数据流形成一个庞大而看不见的网络，这个网络正在凌驾于全球范围的所有人之上，成为一种支配性的权力”。但同时发现，进入平台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国与国之间、技术强权和弱势群体之间的差距不是缩小了，而是扩大了。
基于对帝国主义各种解释范式及其局限性的认识，我们认为这一定义是可取的，即“数字帝国主义，是数字资本同金融资本、产业资本、商业资本、土地资本融合起来的少数垄断寡头，借力经济全球化的东风，凭着资本主义政策制度的支持，在全球数字世界掀起瓜分热潮的垄断资本主义新样态”。简单来说，对数字帝国主义的理解应该坚持列宁的分析方法，将数字时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定位为“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新产物”。
资本主义始终以追逐利润最大化为目的，在早期由于原料和市场的充足而相互自由竞争，伴随生产高度社会化以及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导致的危机频发，生产和资本开始集中，少数占绝对优势的大企业在竞争中不断排挤和吞并中小企业，它们通过协议或联合对价格和市场进行操纵和控制，并逐步控制了国家的经济命脉，形成垄断资本主义。
可以说，垄断资本主义既是科技进步和社会化大生产发展的产物，又是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为缓和内在矛盾以加强阶级统治的必然结果。而垄断资本主义又存在在不同发展阶段和不同领域的具体表现，随着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浪潮席卷而来，数字化成为最显著的时代标识，当垄断资本主义渗透进数字领域与之结合共谋，数字技术就沦为资本攫取利润的重要工具，催生了基于数字资本霸权的数字帝国主义。数字帝国主义体现出以下典型特征。
第一，帝国主义的侵略性、扩张性不变，但借助数字技术以更加巧妙的方式存在。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垄断资本主义迅速发展，与此同时，十月革命后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社会方面相对落后，特别是苏联解体后，美国成为一超独大的帝国主义国家，并趁势强化了其在帝国主义集团中的霸权和垄断地位。
在此后的几十年间，美国对外发动了一场又一场战争，这既包括赤裸裸的军事侵略，也包括金融战、货币战、贸易战、舆论战等各种“软性战争”，目的就在于确保自身的霸权地位，以更畅通无阻地对外输出资本和获取剩余价值。
进入２１世纪以来，美国的大型互联网垄断集团实际控制着数字技术的开发与应用，以及最为关键的网络基础设施和平台，它们“凭借数字技术优势，在数字资本集聚过程中，通过技术创新、产业重组和数据垄断获取‘先行优势’，牢牢占据了信息技术和人才竞争的制高点”，进而得以将现实领域的霸权延伸到数字空间，持续制造了不平等的国际数字秩序。
数字帝国主义不仅意味着“一种数字霸权兴起”，还“通过各种平台和APP掌控了大量的普通用户的日常数据，并将这些数据变成了庞大的数据体系。我们每一次网络上的对话、购物、娱乐、消费，实际上都成了数字资本主义的产物”。
这不仅使垄断平台在互联互通的全球数字空间无偿占有了数字用户的劳动，以“自由”“自愿”劳动的表象遮蔽了资本与劳动之间的不平等关系；而且通过对海量数据资源的圈占、掌握和对数字基础设施的控制，使之服务于资本主义生产，在全球信息产业链上制造着大量低薪、无薪的数字劳工，导致了严酷剥削下的“数字奴隶制"，使劳动对资本的从属进一步加深。
为了保持自身在掌握数据和用户方面的绝对优势，以获得源源不断的垄断利润和谋求利益最大化，美国还不择手段地打压一切可能对其垄断地位和既得利益造成威胁的对手，例如，美国参议院2021年通过了《2021年美国创新与竞争法案》，并经由拜登签署成为法律，其中与中国有关的内容不仅充斥着冷战零和思维与不实的“中国威胁论”，而且多处涉及对华数字经济竞争，明确提出通过与盟友的合作巩固和增强美国在数字领域的影响力，蓄意将对中国数字领域的遏制和打压延伸至法律层面。美国的种种行径深刻影响着当今世界的经济、和文化格局，是帝国主义扩张行为和侵略本性在数字时代的集中表现。
第二，帝国主义在数字领域获得了新的生存和发展空间，但其寄生性、腐朽性日益凸显，表现出走向灭亡的总体趋势。
追逐剩余价值是资本的本性，在传统殖民政策和领土瓜分已无可能的今天，数字帝国主义在世界范围内攫取剩余价值的目的没有改变，但其实现方式却表现出不同于传统帝国主义的新特征。以美国为典型代表的数字帝国主义凭借对数字技术的掌控，将殖民行径从现实领土领域转移至数字空间，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数字商品和资本输出，并对生产资料、金融市场和劳动力进行控制、掠夺和盘剥。
今天，巨型数据公司及其依托的国家不仅形成了凌驾于数字产业链底层企业及国家之上的“食利者”阶层，而且利用垄断地位日益在经济生活中起着决定性作用。他们固然可以在全球分工体系中通过转移数字低端制造业等方式，使国际垄断资本主义获得新的生存和发展空间，但同时也加重了帝国主义的矛盾和危机。
一方面，数字寡头同盟的内部并不是铁板一块，他们之间会因为争夺数字原料、投资场所、势力范围而进行激烈斗争。例如，美国、欧洲和日本之间在数字经济领域矛盾重重，“棱镜门”事件就折射出美国利用数字技术在德法等盟国进行监控并盗取个人、企业和政府机构的隐私数据。
另一方面，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又会为保证垄断利润的获得结成瓜分数字世界的寡头同盟，在积累大量财富的同时，导致贫穷、疾病、失业、精神危机等问题在发展中国家积累，加剧了全球社会的不平等格局。他们在打压华为、字节跳动和微信等数字技术公司上态度一致，并软硬兼施地胁迫依附于他们的一些国家“站队”，不仅导致这些国家5G数字技术发展滞后，而且从根本上阻碍了人类科技进步和文明发展进程。
可以说，“今天人类文明面临的生存危机，是美国这个新型的唯一的帝国主义国家追求对全球资源的垄断的结果，是新时代帝国主义的产物”。
这表明，数字帝国主义尽管体现为生产力发展的产物，但理解数字帝国主义的锁钥不在于当今生产力系统中的重要因素——数字技术，而在于数字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显见的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在某些方面对数字技术的发展形成桎梏，无论采取什么样的调适性措施，都无法从根本上摆脱这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
当生产力发展到开始突破这种桎梏时，数字帝国主义的系统性危机就会以更加激烈的方式爆发出来，最终导致数字帝国主义的终结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被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即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所取代。据此可以断言，从本质和历史趋势看，数字帝国主义作为垄断资本主义与数字技术相结合的产物，仍然处于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即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和最后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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