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RAND:化纤产业链深度研究:外迁印度和东南亚?不是那么回事_比特币

1.全球化纤产业链转移艰难:同市场认知存在巨大偏差

1.1生产成本和市场容量是产业链转移的必要条件

集成电路领域的“摩尔定律”已指导电子行业发展超过半个世纪:集成电路上可容纳的元器件的数目,约每隔18-24个月便会增加一倍,性能也将提升一倍。而制造业,似乎也有它的“摩尔定律”:全球制造中心每隔2030年便会经历一次迁移,从而带来产品规模的扩大,产品质量的提升,产品功能的全面化,生产效率的提高等。

从技术上来看,全球纺织服装业经历了4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手工纺织阶段,即追溯到农业社会的手工纺织,基本由自给自足的家庭纺织作坊组成,在亚洲、非洲、南美洲及欧洲都有纺纱、织布和加工制衣业。其中中国和印度的丝绸、棉布等纺织品远销世界各地,也成为了当时的世界纺织品生产中心。

第二个阶段为机械纺织阶段。第一次工业革命使全球的纺织业逐渐被机械代替,飞梭和纺纱机的出现提高了生产效率,产业也从手工作坊过渡到了工业化生产阶段。英国作为最早进行纺织工业化的国家,成为了当时的世界工厂和贸易中心。

第三阶段为现代纺织阶段。在二战后到20世纪90年代,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纺织设备也得到了不断的改进和更新。其中现代环锭纺纱机和自动织布机的问世和非纺织技术的开发,让该工业又有了巨大的跨越。同时随着化学纤维被发明,过去由于采用天然原料而产生的限制被打破。在这个阶段,美国、德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成为了生产中心。

第四个阶段是智能纺织阶段。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纺织产业结构升级,产品应用范围得到不断的拓展,同时随着社会的进步,各项成本开始上升,发达国家的纺织业将基础制造转到其它国家。随着计算机的高速发展,电子商务系统以及行业专业软件的大量应用,领头企业的经营模式开始从以生产制品为中心走向以满足消费者需求为中心。在本阶段,中国、东南亚等发展中国家成为全球生产中心。

从比较优势来看,随着纺织服装技术的成熟和劳动力成本的变化,世界纺织服装业经历了三次产业转移。第一次产业革命时期,全球纺织生产中心从以中国、印度为首的东方国家转移到以英国为首的开始工业化的西方国家。第二次是在20世纪60年代,全球纺织生产中心从美国、日本和西欧等国家转移到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比如韩国、地区等。第三次是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到如今,从韩国、地区和香港等国家和地区向、东南亚等亚洲发展中国家转移。

通过这四个阶段和三次转移,来自不同国家的各大企业根据自身的特点和优势开始专注于产业链某几个环节,随后形成了以来自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为主导的全球化合作生产、产品生产各环节世界分工的产业模式。欧美和日本等企业把控制产业的最高端,坐拥品牌以及批发和零售网络,从事附加值最高的品牌营销、设计和新产品开发等环节。在第三次转移中,大部分韩国、香港等企业将生产基地转移到劳动力成本低的我国大陆和东南亚等国,自身进行设计开发、品牌营销等环节。作为承接专业转移的发展中国家,则是进行附加值最低的加工环节。

回顾近200年全球化纤产业链转移的路径,可以发现产业链转移有如下特点:

对于产业链迁出地而言,其迁出的是劳动密集型产业,保留的是技术密集型的高附加值产业,并且加强了制造业向服务业的转型。因此在微笑曲线上,产业链迁出地的产业结构逐渐向曲线两侧转移。

对于产业链迁出地而言,其迁出原因主要包括本国竞争力的减弱或别国竞争力的增强。本国的生产资源、土地资源、市场资源、工业生产效率、劳动力资源等方面的制约,均可成为产业链迁出的必要条件。发达国家对新兴国家的制裁,亦可成为产业链迁出的潜在条件,比如日本向亚洲四小龙的迁移。

对于产业链迁入地而言,快速发展的经济水平、低廉的生产成本、坚实的工业生产基础、广阔的消费市场、稳定的经营生产环境等等成为产业链迁入地的共同特点。日、港、韩、台、新虽然国内消费市场有限,但其初期推行的出口导向型战略亦使该国的工业生产可以服务于全球客户。

中国当前的化纤产业符合产业链迁入地的典型特点。中国6.6%左右的GDP增速远高于全球平均水平,亦高于美国、欧盟、日本等发达地区,经济的高速发展与工业的持续蓬勃发展密不可分;中国14亿的人口体量为化纤产业链提供了坚实的终端需求支撑,同时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使中国的化纤产品能够满足全世界的需求;此外,中国完备的基础建设、全产业链化的生产模式、不断强化的工业规模优势、以及在强化制造业之外提升了对产品研发和产品服务的投入,使得中国作为全球化纤制造中心的地位得以稳固,短期内亦难有其他市场能够达到中国市场的水平。

因此,生产成本和市场规模是中国成为全球化纤制造中心的原因,亦将长期成为中国制造业的竞争优势。

1.2东南亚及印度低端纺织工业兴起,尚不足以形成产业链转移

2012年以来,随着中国经济水平逐年提高,东南沿海地区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减弱,部分纺织企业将目光投向经济较落后的越南、缅甸、柬埔寨等东南亚地区,东南亚纺织、服装工业开始兴起。纺织业作为化纤产业链的终端环节,其与化纤产业链的关系如图表2所示。

根据恒力、荣盛、新凤鸣、桐昆股份等公司公告,近期炼化、聚酯投资项目依然集中在中国各大石化基地,主要为打造“原油-芳烃-PTA-聚酯-纺丝加弹”产业链一体化格局,通过全产业链协同和主动抵御周期起伏。而仅有以棉花为主要原材料的纱线、面料、成衣加工传统纺织业企业在东南亚进行了布局,在东南亚发展的是主要是中低端产能。

这与当前中国、印度和东南亚地区化纤产业链的发展阶段有关。我国企业在中下游产品方面的优势是在产业转移背景下的独特竞争力,印度虽然有一定的化纤产能,但整体规模较小,而缅甸、柬埔寨等东南亚本土的纺织制造企业的生产能力基本停留在低端阶段,处于来料加工转向离岸交货的经营方式,从而毛利率和盈利水平较低。

天虹纺织、鲁泰纺织、百隆东方、华孚时尚、健盛集团、申洲国际等上市公司是国内较早在东南亚布局的企业,这些公司均已在越南、柬埔寨等东南亚各国建厂开工。部分纺织企业在东南亚的产能布局情况如图表3所示。

不同于化纤行业的高集中度与高投资门槛,国内纺织行业集中度低、竞争格局分散、技术壁垒不高,后来者可以较容易进入市场并形成竞争。当前纺织业龙头企业是以其成本、经验、规模优势等因素从行业中获利,而大多数中小企业的存在,使得国内纺织行业的平均利润水平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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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定价机制决定成本上涨一定程度上会对企业利润造成影响。成本定价机制是指产品售价以确定的原材料成本和期间费用等加上企业预留的固定盈利金额来计算,企业盈利能力是成本转嫁能力高低的最终体现,加工成本越高,企业转嫁成本的难度越大。纺织制造企业成本中原材料成本占比较高,分析纱线、面料、成衣的代表性企业生产成本构成可以发现,其原料成本占比分别达到71%,57%和54%,随着企业往下游走,其原料成本逐渐降低,人工及制造成本逐渐上升。因此下游企业转向人工和制造成本相对低的东南亚或印度似乎顺理成章。

人工成本和土地成本低廉是国内纺织龙头企业选择东南亚和印度的最主要原因,而随着中美贸易关系愈发紧张,东南亚可以避开大国间的贸易摩擦,这亦是其当前的优势之一。

但是,东南亚和印度的人工和土地资源并不具备十分突出的优势,且这种部分优势也是难以持续的。除去东南亚和印度的人工和土地的部分优势外,东南亚的商业环境、公用资源、基础设施、国际贸易、融资环境、产业配套等方面,均与中国存在相当大的差距,这也是当前向东南亚和印度转移的仅是劳动密集型低附加值纺织产业的原因。

2.东南亚和印度发展化纤产业链的劣势显著,远超市场预期

印度和东南亚都是中国化纤产业链的潜在竞争对手,其中东南亚一般指的是东盟十国和东帝汶,地处亚洲东南部。东南亚是世界上最复杂的地区之一,各国环境、宗教民俗、发展水平相差巨大,因此各国的化纤生产能力亦不相同。由于越南是下游纺织链条向外转移的首选国家,其次是缅甸、柬埔寨,而印度则是中国各大产业的劲敌,我们将以越南、缅甸、柬埔寨、印度作为分析对象。

2.1东南亚和印度战略发展与中国协同,税收优惠政策对于外商具有吸引力

……

2.2东南亚及印度纺织产业的空白是当地纺织产业兴起的必要条件

东南亚及印度整体纺织原料产能十分落后,以当前纺织业重点转移的越南为例。越南纺织产业原材料生产力很弱,根据越南统计局数据及美国农业部全球棉花供需平衡报告,2016年越南国内棉花总产量仅为600吨,但国内棉花消费总量约为89.38万吨(4.1百万包,1包=218公斤),国内棉花消费需求基本通过进口来满足;聚酯纤维使用量37.6万吨,68%源于进口;粘胶纤维2万吨全部进口。短丝产出90.5万吨,内销、出口各占35%和65%;长丝产出20万吨,内销、出口分别占比25%和75%。面料产出28.9亿平方米。成衣生产消耗了越南国内绝大部分的面料产出,约27亿平方米,另外还需依赖60.6亿平方米的进口布料。因此纺织原材料的匮乏是越南服装业发展的制约因素,这也是2013年百隆东方进入越南市场建设纱线厂的原因。早期越南通过对纺织服装行业的投资,特别是面料的生产投资,以减少对于进口的严重依赖,使得当地纺织业快速发展。然而,越南聚酯产业却发展十分缓慢,且未来几年亦没有太多产能规划。越南每年对聚酯纤维、聚酯编织物、聚酯面料等产品的进口均稳步递增,这也从侧面说明了,虽然越南的化纤产业存在更大的空白,但越南并不具备发展化纤产业的优势条件。

2.3中外棉价差持续走低,东南亚及印度棉花成本低廉的优势逐渐减弱

棉花是纺织企业的主要原料,国内纺织企业一般采用化纤与棉花混纺,而东南亚化纤产能不足,纺织企业多为棉纺工艺,棉花占企业总成本的6070%。我国政府为稳定市场供给、保护棉农,对棉花价格制定了保护性采购价格,并且实施进口配额制度,各企业可获得分配的数量与其规模和每年棉花进口数量有关,使得国内高品质的棉花供给不足,国内棉花价格往往高于国际棉花价格,从而提高了国内棉纺企业的生产成本。相比之下,东南亚国家所使用的棉花进口依赖严重,但东南亚可直接使用国际棉花无配额限制。东南亚低价外棉进口不限额使得东南亚较于国内具有一定的成本优势。因此国内棉纺企业可转移至东南亚,通过购买国际棉花,缩减企业生产成本,提升公司的盈利水平,此为东南亚棉花市场的竞争优势。

从图表9和图表10的曲线走势可见,当前内棉与外棉价差约为1000元/吨,远低于2012-2014年间内外棉价差5000-6000元/吨的水平,且该价差亦有继续缩减的空间。主要是由于2014年中国开始实行棉花目标价格试点改革工作以及市场调控,以保证国内外棉花差价保持在合理区间内,因此,自2014年以来,在国内棉价下降及国际棉价上涨的双重作用下,内外棉价持续收窄。2013年百隆东方进入越南市场建设棉纱厂时,内外棉年内价差高达6521元/吨,而截至2019年6月20日,价差仅有938元/吨,东南亚棉花成本低廉的优势已基本消失殆尽。根据对纺织企业的走访结果,由于国内各种资源、配套设施等方面的优势,内外棉价差缩小到1500元/吨以内即可使国产棉纱具有很强的国际竞争力,向东南亚迁移显得并不必要。

此外,化纤生产不受制于土壤、天气等自然因素影响,相比棉花,生产更具稳定性与规模性。全球化纤规模已远高于棉花,规模增长速度亦远超棉花,因此化纤的未来市场更加广阔。当前东南亚的棉花成本优势相比中国不再明显,东南亚对中国纺织产业相关厂商的吸引力也不如从前,聚酯产业链的转移可能性逐渐下降。

于此同时,印度的2018年化纤产量仅约为中国的十分之一,约为546.7万吨,产量下滑2.9%,同期中国化纤产量为5196.4万吨,就生产规模及生产能力而言,印度化纤产业短期内难以和中国化纤产业竞争。

2.4东南亚及印度平均工资高速增长,劳动力资源优势不如预期明显

东南亚国家中,除泰国、新加坡老龄化严重,文莱、马来西亚已出现老龄化趋势外,其他国家整体人口结构偏向年轻,大量人口处于劳动年龄阶段,劳动力供给充足。与中国相比,越南、缅甸、柬埔寨工人平均工资水平亦处于相对低位。

越南将全国分为四个类别区,实施不同的最低工资标准。根据2019年1月开始实施的最新标准,一类区为河内和胡志明市,二类区为河内和胡志明市的农村地区、以及芹苴、岘港和海防市区,三类区为省级城市及北宁、北江、海阳和永福市区,四类区为其他区域。2017年,越南劳动力人均月工资收入660万越南盾,同比增长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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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越南和中国的最低工资标准可知,越南与中国最低工资水平相差不大,越南约为中国的80%。越南的矿山、冶炼、电力、金融和电信等行业工人收入较高,平均443美元,而纺织业属于中低端行业,因此在中低端劳动领域的平均工资水平上,越南相较于中国的优势不明显。

相比越南,缅甸劳动力的整体工薪水平较低,但近几年劳动力平均工资上涨很快。截至2017年底,缅甸普通工人月平均工资为10-20万缅甸,司机、文秘等职员月平均工资为30-50万缅币,高级技术人员、工程师以及金融、贸易行业从业人员工资更高。自2018年5月起,全国不分地区和工种,统一执行最低工资标准,日薪4800缅币。缅甸普遍采用5天8小时工作制,超时工作需支付加班费。2017年,柬埔寨将制衣、制鞋业最低工资标准提高至月薪170美元。据世界银行相关报告显示,金边市薪资水平如下:高级经理1000-1500美元、中级经理500-1000美元、初级经理300-450美元、会计人员300-450美元、办公室职员150-250美元。柬埔寨最低工资标准提高较快,2013年至2018年从61美元调整至182美元,增长了超过一倍。

印度工资在近年呈快速增长趋势,2017年印度更新了最低工资标准,全国各行业工人的每月最低工资标准将提高到18000卢比,相比之前产业工人工资在6000-9000卢比/月,增长达到一倍。此外,雇主的雇员各需缴纳工资的12%作为社保费用。计算基数包括基本工资、物价补贴等,但不包括房租补贴、加班费、奖金。仅从工资水平而言,早期部分企业选择在东南亚建厂看中的是当地低廉的劳动力价格,而近几年东南亚工资水平快速增长,预期未来几年依旧能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因此即便当前东南亚工资水平与中国仍有一定差距,但长期来看东南亚的劳动力资源优势将不及市场预期的明显。同时随着近些年来外商投资不断增多,对于劳动力的需求也不断提升,使得现在工厂在越南招工难度加大,这个情况在一类地区格外明显。

在实际操作层面上,东南亚国家工人存在受教育程度低、不加班且休假多、缺乏专业技能、建厂初期需要国内团队扶持、前期培育期投入较高等诸多问题,使得东南亚工人的劳动产出率不高,这也是当前只转移了部分低附加值纺织产业的原因。以工作时间为例,东南亚的劳工组织具有非常严格的劳工管理制度,对于工人薪资、工作环境、加班时限有着严格的规定。

因此东南亚国家的工资优势部分会被工人低下的劳动效率所抵消,在综合了工资水平、工作时间、节假日和工人技能熟练度等因素之后,对企业而言,达到相同的劳动产出所需要的成本或与国内环境相差不大。

2.5东南亚及印度土地资源具有优势,但土地价格亦呈现快速上涨

相比于中国的土地租金,当前东南亚的土地成本仍旧具备一定优势。与东南亚的人工成本类似,由于东南亚早期成本优势较为明显,吸引了一部分企业前去投资建设,需求推动下使得东南亚的土地租金持续走高。

以越南为例,截至2019年上半年,目前全国工业区总数为326个,总占地面积9.55万公顷,工业用地约达6.56万公顷,占68.7%。其中,已经投入使用的工业区共251个,占地面积约6.62万公顷,企业入住率达近74%,75个工业区正在进行拆迁补偿中,占地面积约2.93万公顷。截至2019年6月,各工业区和经济区已吸引外国直接投资项目340个,注册资金达约87亿美元。截至目前,越南吸引外资项目共8900个,注册资金达约1860亿美元。越南政府将所有工业园区按所处区域的贫困程度分成4类,越贫困地区,享受到的各项优惠条件越多。由于越南土地资源有限,中低端纺织产业向越南转移已有8年之久,当前化纤企业若要投资越南,只有到十分贫困的地区才能享受到适当的优惠政策,实则也是不利于化纤产业的转移的。

此外,现阶段越南主要省市工业园区入驻率已经较高,截止2018年6月份,胡志明市各工业区总面积达4206公顷,企业入住率达77%;同奈省工业区面积达9813公顷,企业入住率达85%;平阳省工业区面积为10931公顷,据全国第一,企业入住率达88%;平福省工业区面积达1305公顷,企业入住率达85%。在大量外资持续涌入的情况下,各园区入驻率将进一步上升,土地资源将面临供不应求的情况,工业用地租金价格将不可避免的面临飙升。

但中国拥有广阔的土地资源,据中国土地勘测规划院统计数据,截止至2014年,中国工矿仓储用地达到249.2万公顷,而2015年至2018年中国100大中城市新供应了约12.83万公顷的工业用地,广阔的工业用地空间为化纤产业的持续发展提供可能。此外,越南一线城市工业用地租金几乎与国内一线城市持平,据越通社2016年数据,胡志明市范围内工业用地租金价格均价达到每平方米约126美金,其中租金最高的是第七郡,达到约260美金/平方米。同期中国北京、上海工业用地成交租金价格为231美金/平方米和132美金/平方米,越南土地成本优势逐步减弱,且随着大量外资的流入土地租金将持续飙升,相比之下,中国土地资源在充足的供应下,租金迅速飙升可能性较低。因此,虽然现阶段东南亚国家土地资源仍具有一定的成本优势,但随着土地租金价格的迅速上升,该优势也将逐步消失。

但印度土地价格和中国工业用地相比,没有明显竞争力,普纳、金奈等新兴工业城市周边,较成熟的工业开发区土地年租金一般为13万-20万元人民币/亩,租期40-99年不等。早在2013年下半年,印度哈里亚纳邦工业园区内已开发好的土地售价大约在每平米80美元左右,其中Gurgaun地区约为每平米120美元;印度北方邦Noida开发区内土地售价约为每平米150美元。当期中国长三角地区工业用地平均价格为143美元/平方米,全国工业用地均价约112美元/平方米,印度工业土地价格早在2013年就基本和国内持平,土地优势不明显。

2.6东南亚各国及印度能源情况各异,但能源供应存在不稳定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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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洁净水价地域差异较大,实行阶梯计价方法,价格随着用量增加而增加。以胡志明市为例,2017年居民用水和工商业用水价格在0.252-0.796美元/立方米范围内,2020年前每年在基本价格基础上自动上浮6%。此价格不含增值税。

在电力方面,越南自2017年12月1日起商品电平均零售价为0.076美元/度。同时,电价因用电时段、行业、电压、主体性质不同有较大差别,价格范围在0.037美元/度到0.187美元/度之间。此价格不含增值税。

液化天然气方面,其价格随市场波动较大,在2017年12月居民用气价格约合1.29美元/公斤。工商业用气价格略高于此价格。价格不含增值税。

缅甸在基础能源方面的价格对本国和外国人实行不同的收费标准。缅甸的大中城市都有市政供水。以仰光为例,缅甸国民用水价格仅为55缅币/立方米,约0.036美元/立方米,外国人用水价格则为1美元/立方米,价格差距达到28倍。

缅甸主要通过水利发电,是一个缺电的国家,尤其是在旱季,电力缺乏问题十分明显,哪怕在缅甸经济中心仰光,也经常出现停电情况,因此许多企业和家庭都自备发电机。缅甸目前的电力价格标准从2014年4月起开始实行。居民用电每月100度内35缅币/度,101-200度40缅币/度,201度以上50缅币/度。工业用电每月500度以内75缅币/度,501-10000度100缅币/度,10001-50000度125缅币/度,50001-300000度150缅币/度,300001度以上100缅币/度。此外,在用电方面也实行本国和外国不同的标准,对外国人另视具体情况收费,还要收取变电器损耗费、电表保护费、功率费等多项杂费。此外也有消息称,政府将要进一步上调电费。

在天然气方面,缅甸没有用于居民的天然气管道,普通消费者需要购买罐装天然气,价格约合1.03美元/公斤。

柬埔寨虽然在水电资源上丰富,但由于基础设施落后,开发不足,导致常规的水电供应短缺,使水、电、气成本较高。2017年,电价平均为0.124美元/千瓦,自来水平均价格为0.19美元/立方米、煤气平均价格为20美元/15公斤装每桶。

印度虽然是全球第三大电力生产国和第四大消费国,但电力供应仍然面临较大缺口,除部分经济发达地区如古吉拉特邦、马哈拉施特拉邦可以保障24小时供电外,其他各邦用电高峰期间断电的情况时常发生,制约印度经济发展。其中南部、东北部以及北部地区电力缺口较为明显,分别为22.2%、12.9%和1.4%;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电力供应较为充沛。投资体量较大的产业园区大多计划自备电站,部分企业特别是制造业企业配置小型发电机组和断电保护系统等。工业用电在10KW以内每度0.107美元,并收取每月每千瓦1.13美元的固定费用,10KW-100KW之间每度0.09美元,并收取每月每千瓦1.275美元的固定费用,100KW以上每度0.12美元,并收取每月每千瓦2.125美元的固定费用。

在天然气方面,以新德里(NCR)为例,压缩天然气(CNG)每公斤0.55美元,管道天然气(PNG)两个月内使用量在36立方米以内的部分0.357美元/立方米,36立方米以上的部分0.666美元/立方米。

商业/工业用水每月少于6千升的部分每千升0.25美元,并收取每月固定费用2.07美元,6-15千升之间每千升0.37美元,并收取每月固定费用4.15美元,15-25千升之间每千升0.5美元,并收取每月固定费用8.3美元,25-50千升之间每千升1.245美元,并收取每月固定费用14.52美元,50-100千升之间,每千升1.9912美元,并收取每月固定费用16.59美元,100千升以上每千升2.49美元,并收取每月固定费用18.667美元,此外每千升加收60%的污水处理费。

综合能源供应来看,基础能源相对于我国的价格来说,并没有特别大的优势。由于其供应紧缺或者不稳定,以及能源供应的稳定性与生产环境的气候条件均对聚酯的生产成本有重大影响,使得当地并不适宜发展聚酯这样的大型化纤工业。聚酯纤维生产过程中,侧/环吹、上油等环节对环境温度及湿度要求苛刻,环境改变容易使纤维产品应有的粘性、拉伸强度、韧性等指标出现问题,国内工厂车间内一般通过空调和蒸汽设备来调节车间内温度湿度恒定。东南亚高温高湿环境不利于化纤生产,工厂降温除湿所需的能源消耗量可能是国内的数倍,使得东南亚总体能源成本不具优势,因此不利于化纤产业向东南亚的转移。

此外,化纤属于连续生产,开停车不易且成本较高,全年除检修时间外基本处于生产状态。供电不稳定会对化纤工厂带来巨大的损失。而下游纱线、成衣等生产时间相对分散,尤其以劳动密集型的成衣加工可以实现即开即停,一次电力中断对纺织企业的影响较小。

因此,东南亚当前的供电、供水及气候环境并不适宜化纤产业链向其转移,只适宜部分低端的纺织、面料产业。

2.7东南亚及印度金融环境落后,企业融资环境不如中国

东南亚金融环境与中国存在非常大的差距,以越南为例,越南实行严格的外汇管制,越南盾不可自由兑换,因此不可与人民币进行直接兑换。外资企业进入越南需要至少两个外汇账户,分别对应不同的汇入汇出的职能:一个是只能在越南当地开设的FDI账户,另一个是结算账户。企业在汇入汇款时是没有限制的,但是在汇出汇款或购汇时需要提供复杂的材料,且需要符合越南外汇的管制规定。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企业的资金管理成本。

越南在近几年GDP增长十分迅猛,2018年约为7%,投资也需要考虑可能存在过热风险。根据河内市政府96/2014号决定以及胡志明市政府51/2014号决定的相关规定,2015年1月至2019年12月31日河内市和胡志明市市区土地根据区位不同销售价格分别为320-4574和991-7265美元/平方米,增长了约1倍。据越南房地产网站公布,2017年5月,河内和胡志明市公寓房价格分别约为762-4260美元/平方米和852-7505美元/平方米。优质的房产已经和上海浦东房价趋于一致。近4年越南盾兑美元比价年均贬值1%左右,呈连续贬值趋势,越南的汇率风险亦是企业需要考虑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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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资方面,外资企业与当地企业享有同等待遇,金融机构根据客户的贷款需求和还款能力及自身的资金能力决定贷款额度。金融机构对于单一客户的融资金额不得超过金融机构注册资本金的15%,集团关联企业不得超过金融机构注册资本金的25%。在美元贷款方面,越南有严格限制,规定企业申请的美元贷款必须用于支付商品或劳务进口,且有能力用自有外汇收入支付还款。

印度政府放开了外汇管制,经常账户下的卢比可以自由兑换。非居民的资本账户也几乎可以完全兑换卢比。但在实际操作中,政府对资本流动有很多具体的规定和限制,比如外国投资者在印度直接投资,需要在30天内向储备银行报告股份转让、汇款金额等信息。

就融资而言,印度法律不准许印度金融机构向外国公司进行卢比贷款。因此,外国公司必须在注册地寻求金融援助。印度储备银行禁止此类贷款汇出印度境外。由于根据印度法律,由外国所有或控制的印度企业仍被视为“印度本土企业”。因此,所有外国公司的子公司、合资方或此类外国企业的被投资公司仍可以从印度金融机构获得卢比贷款。但是贷款的用途需要通过印度金融机构的审批,其中印度法律不准许在收购印度本土企业股权时进行金融支持。因此,即便对印度本土企业来说,国内贷款几乎都不是一个在投资和收购时进行融资的好的选择。

对比化纤及纺织产业链上几家上市公司的资产负债数据如图表14所示。

可以看到,越靠近化纤产业链上游,公司的负债比重越高,因为对于石油化纤这样的重资产行业,保持一定的负债率可使企业能够有效地取得和支配更多的资金量,可用于改善技术工艺、扩大企业规模、增强企业的经济实力和竞争能力等。而越接近纺织产业链下游及终端领域,公司的负债比重越低,对于纺织这样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企业一般通过自有资金或利润进行再生产或工艺改进。

公司在东南亚及印度融资受限,使得负债率高的化纤企业的融资困难,不利于企业的长期发展,亦不利于化纤产业链的转移。而低端纺织业的负债率低,企业可保持少量的负债结构来维持工厂的持续生产,对其的影响不如化纤企业明显。

2.8东南亚及印度宗教文化成分复杂,文化适应是对外来企业最大的挑战

东南亚是世界上最复杂的地区之一,各国民俗习惯、宗教信仰相差巨大。缅甸、泰国、老挝和柬埔寨四个国家以佛教为主;马来西亚、文莱和印度尼西亚主要信奉伊斯兰教,印度尼西亚更是世界上拥有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国家;菲律宾和东帝汶是信仰天主教的国家;而儒家文化则在越南和新加坡占主要地位;印度则以印度教和伊斯兰教为主要宗教,部分居民信仰基督教、锡克教、佛教和耆那教。

由于民族文化和宗教信仰的差异,东南亚各国都拥有许多本国特色习俗。东南亚国家大部分有宗教信仰,而这些信仰存在的同时也生出许多不能触碰的宗教禁忌。企业进入东南亚,需要学习当地的人文历史,注意尊重当地的文化习俗和宗教禁忌。

东南亚各国人口众多,民风淳朴,部分国家英语普及面广,劳动力资源相对丰富。但是受西方文化和民族传统影响,民众大多注重自身舒适度和幸福感,工作节奏较慢,且工作时间受到工会的严格保护。因此,对于崇尚加班的中国企业而言,接受东南亚的当地文化是一件具有挑战性的事情。

此外,部分国家国民与华人的关系可能会影响企业的正常经营生产。虽然新上任的越南领导对中国有友好倾向,中越关系预计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相对稳定。但是也存在潜在风险,例如越南与中国在历史文化交割、南海问题等地缘关系因素放大和扭曲宣传,直接影响当地对中资企业在越南投资的情感,导致中国对越南投资误解甚多。意识形态差异亦是中国企业在东南亚经营的一个不确定因素。

2.9东南亚及印度基建规模远远落后于中国,不利于发展大型化纤工业

在基础设施上,以越南和印度作为分析。公路运输为越南主要运输方式,国道、省道和高速公路构成主要公路交通网。截至2017年底,上述三类已投入使用的公路总里程45817公里,其中,国道17300公里、省道27700公里、高速公路817公里。目前,在建和拟建的高速公路40多条线,全长6313公里。主要依靠国家财政投资、民间集资和国际组织和外国政府贷款。

越南国家铁路网总长3160公里。随着廉价航空和高速公路的快速发展,铁路运输业虽然正在改善售票服务、车站质量和服务风格,但运行时速不足90公里、设施设备老旧、费用竞争力不足的铁路运输正面临激烈竞争。目前,越南铁路客运量占全国旅客交通运输量的比重不足1%,原因是铁路基础设施落后,与其他交通方式相比,旅客把乘坐火车作为最后的选择。2017年,越南铁路共运送旅客约945万人次,同比减少3.5%。

在海洋运输上,越南现有海港49个,其中一类港口17个,二类港口23个,三类港口9个。全国海港设计吞吐能力约4亿吨/年,但是全国尚无国际中转港,进出口货物均需经新加坡、中国香港等地中转。

印度全国公路里程数居世界前列。根据印度交通运输部统计,印度公路总长约490万公里,公路承运量占全国客运总量的85%和货运总量的近60%。其中,国道和高速公路总长9万公里;邦道总长15万公里;其他道路和村道总长445万公里。印度道路路况较差,道路运输能力不足,国道中约75%的路段为单向2车道及以下。公路交通秩序混乱,运输效率不高。在铁路运输上,印度铁路在2017年总长6.6万公里,居世界前列。全国约有8500个火车站,日均发车量达到21000次。在客运方面,铁路仍是印度人民长途旅行的首选出行方式。2015年,印度每天有超过2300万人次选择铁路出行,全年累计输送旅客82.3亿人次。在货运方面,2015财年,印度铁路货运总量达到11亿吨,主要运输产品包括:矿石、钢材、化肥、石化产品以及农产品。现阶段,印度列车运行速度仅有130公里/小时,铁路相对老化而落后,铁道标志和车辆老旧,政府计划以公私合营的方式对全国22个主要火车站进行现代化改造,将平均时速提升至160-200公里/小时,以减少主要车站间的通行时间,并计划到2020年新增铁路25000公里。

印度拥有7517公里海岸线,海运能力位居世界第16位,拥有12个主要港口和187个非主要港口,其中主要港口2015年最大吞吐量为8.7亿吨。12个主要港口中的6个位于印度东海岸,分别是:加尔各答、帕拉迪普、维沙卡帕特南、恩诺儿、金奈以及杜蒂戈林;6个位于西海岸,分别是:根德拉、孟买、加瓦拉尔·尼赫鲁港、莫尔穆加奥、新芒格洛尔港以及柯枝。这12个主要港口由印度政府直接管理。187个非主要港口中仅有三分之一处于运营状态,且由各邦政府的海事董事会(Governments’MaritimeBoards)管理。

反观我国在过去基础设施建设上取得的成绩,当前我国铁路总里程13.1万公里,位居世界第二。世界第一的美国是15万公里,但我国铁路电气化里程是美国的53倍,直接使得我国铁路运营效率远远高于美国。我国高速铁路总里程约3万公里,占全球高速铁路总量的2/3,铁路建设水平遥遥领先。

中国公路总里程477.3万公里,其中高速公路达到13.6万公里,二者规模均为世界第一。

中国水路运输条件和港口效率在全球范围遥遥领先,这是东南亚国家基本无法实现赶超的。2018年全球吞吐量前10大港口,其中7个是中国港口。东南亚第二大港口是马来西亚的巴生港,其吞吐量仅为排名第一的上海港的29.3%。化纤产业的原料采购与产品销售基本是全球模式,甚至一些大型化纤企业不同工厂之间的产品运输亦需要依托于公路、铁路或船运。当前东南亚基础建设条件有限,且由于政府的外债高筑,比如据越南财政部统计,2018年,国家预算收入和支出分别达到613.6亿美元和710亿美元,财政赤字为96.4亿美元,财政赤字GDP占比为3.6%。越南公共债务GDP占比约为45.6%,人均公债达到1039.67美元,总体公债水平接近948.5亿美元,对越南财政造成较大压力。进一步导致其也没有能力投资基础建设,导致这类国家在当前乃至未来相当长时间内交通运力始终不及中国,无法完成大量产品的运输,甚至一些化工生产过程中的危化品亦没有运输资质。因此对于当前东南亚的基建环境而言,低端纺织产业是可以在东南亚进行开拓的,因为纺织产业的原料、产品均为固体且无无害,且辅料用量较低,一般的陆运或船运即可满足要求;但对于涉及到危化品、液体原料用量较多的化纤产业,其在东南亚的生产经营势必会受到诸多限制,从而抬高企业的生产成本,这也是不利于化纤产业向东南亚转移的。

2.10东南亚及印度纺织业上下游配套薄弱,对进出口资源依赖巨大

中国的产业链配套是中国远远领先于全球其他市场的又一优势,尤其以宁波、萧绍地区的化纤纺织产业链的一体化配套优势最为明显。

宁波港是中国第二大深水港,2018年港口年吞吐量7.76亿吨。宁波港每年进口全球各地原油约4900万吨,原油上岸后管输至宁波镇海炼化进行原油加工。镇海炼化作为当前最大的国营炼化一体化工厂,拥有2300万吨原油炼化能力及52万吨PX产能。宁波港进口的燃料油和石脑油进入宁波中金,PX年产能160万吨。PX是PTA的主要原料,中国最大的PTA生产商逸盛石化在宁波逸盛工厂PTA产能约550万吨。逸盛出产PTA及市场乙二醇产品运往萧绍进行聚酯生产。萧绍地区同样是全国最大的编织及加弹市场之一,聚酯产品进行加工得到的面料、布料等产品,或是通过绍兴轻纺城销售至全国各大面料加工厂生产服装、家纺等产品,或是再次通过宁波港出口至东南亚等纺织集群地。

可以看到在中国东部沿海一个直径仅200公里的范围内,实现了从原油到面料的全套产业链,最大程度地实现了产业增值。这样产业链上下游一体化的生产经营模式,在全球范围内都是独一无二的。并且在这样的背景下,萧绍地区化纤产业已从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型,在完成了规模化和差异化的竞争后,实现了精细化的高质量发展,中国更加没有将化纤产业链向东南亚转移的必要性。

相比之下,东南亚产业链一体化配套十分薄弱,基本没有上规模的大型化纤或纺织企业。以越南为例,越南规模较大的纺织企业代表为越南国家纺织品服装集团,根据越通社报道的该公司2019年股东大会显示,2018年营业额为48.658万亿越盾,税前利润约达1.532万亿越盾,而印度国家纺织公司2017财年营业额为222.853亿印度卢比,税前利润为-2.79亿印度卢比,与我国纺织龙头企业的营收水平相差较大。越南和印度纺织业当前整体实力仍不强,产业链多环节缺失,面料技术落后是制约当地纺织服装业发展的主要原因。前文已经提过,越南成衣生产消耗了国内绝大部分的面料产出,约27亿平方米,另外还需依赖60.6亿平方米的进口布料。因此越南本地纺织服装企业主要还是以制造成衣为主。越南境内已有的面料制造、纺织纱线基本都需要以中国为代表的外商投资。

由此可知,东南亚和印度当地的纺织产业仍处于相对落后的水平,尚未突破纱线、面料的制造瓶颈,短期内更不可能实现化纤产品、化纤原料的规模化生产,其目前纺织产业的支柱仍为成衣加工这样低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中国仍将是东南亚面料、化纤产品的最大进口来源。

2.11东南亚及印度制造与中国智能制造存在质的差距,未来中国化纤将更具竞争力

如前所述,中国化纤产业已走上新的台阶。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智能制造已成为中国化纤产业的新目标,各企业在数字化工厂、客户价值挖掘、工业互联网、重构商业模式、人工智能等方面均有不同程度的探索,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智能制造是以制造环节的智能化为核心,以端到端数据流为基础,以数字作为核心驱动力。数字化工厂通过信息技术手段,实现产品从设计、生产、物流和服务等各个环节的数据串连,加速决策,提高生产准确性,甚至可以对生产过程进行分析和优化处理,进而实现业务流程、工艺流程和资金流程的协同,以及生产资源在企业内部及企业之间的动态配置,对企业而言意义重大。客户价值挖掘、工业互联网、重构商业模式、人工智能等方面对化纤产业整体运作模式亦会产生颠覆的影响。

在产业链成熟的市场不断增加研发、知识产权及服务、咨询等方面的资金投入时,一些发展中经济体的低技能劳动者可能面临颠覆性冲击,这既因为部分生产活动向低工资国家转移,也因为自动化将替代某些类型的劳动。提高生产率和技能水平是发展中经济体打造差异化优势的关键元素。

历史上,出口导向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一直都是中低收入国家赶超的唯一途径。现在,随着自动化技术逐渐侵蚀了低工资劳动力的规模优势,这条路径可能已经逐渐收窄。因此在纺织产业方才起步、产业模式仍以劳动密集型为主的东南亚地区,10年内能够承接中国化纤产业显得不切实际,东南亚只可以中国化纤产业链的附属成衣加工厂的身份存在。

2.12小结:东南亚及印度优势趋弱,PTA/聚酯建设成本仍显著高于中国

早期东南亚及印度由于成本优势和政策引导,诸多中资企业进入区域内进行成衣加工与纤维面料生产,东南亚纺织业开始兴起。但在近几年投资需求带动下,东南亚及印度地区的成本优势已不如过去明显。除人工、土地、能源成本方面的优势已严重低于市场预期外,其他如金融环境、基础建设、产业链配套、数字化转型等多方面均与中国存在较大的差距。归纳总结如下:

政策引导:由于低端纺织加工业向东南亚及印度转移符合国家发展战略,区域内国家园区税收政策相比国内确实有不小的优惠。

关税协定:由于目前东南亚及印度纺织产业未形成规模,因此关税方面具有优势;但需要对比的是,中国在受到全球最多反倾销调查的背景下,其化纤纺织产品依然具有全球竞争力。

产业现状:东南亚与印度产业规模小且增长缓慢,中国产业规模巨大但依然具有很高的增长潜力。

原料成本:内外棉价差缩窄至1000元以内,东南亚和印度的纺织业原料成本优势已基本消失;东南亚化纤产品基本依赖进口,化纤方面是中国更具原料成本优势。

人工成本:东南亚及印度人工成本低廉但增长迅速,考虑工人工作时间、节假日、技能熟练度等因素后,该地区人工成本可能比国内更高。

土地成本:东南亚园区数量有限且增长不足,虽然当前土地成本低于国内,但近几年已出现了成倍的增长。

能源成本:东南亚和印度的电价与水价整体比国内略显优势,但电力供应不稳定,其高温高湿的环境亦不适于化纤产品的生产。

融资成本:东南亚级印度金融环境较差,货币流通性不高,信贷利率高于国内水平,不利于重资产行业的发展。

宗教文化:东南亚各国及印度宗教成分复杂,且存在诸多不可触碰的宗教禁忌,对企业进入该地区带来了不便;此外部分国家与中国存在误解,不利于企业的正常生产。

基础建设:中国基建水平全球领先,其规模是可以长期承担5000万吨乃至更多的化纤生产量的。

产业配套:中国的化纤产业链从原油到面料可以只在一个200公里的经济圈内完成,这样的产业集群既为其进一步扩大规模提供优势,又为产业链的智能转型提供可能。

智能制造:信息时代,中国的化纤产业在研发和服务端加大投入,未来将向着颠覆传统的方向转变,竞争力只增不减;而东南亚尚处在纺织产业链底端,没有能力承接中国的化纤产业链,未来亦不会与中国市场形成竞争。

基于以上因素,在东南亚进行大规模化纤产业链发展的成本相对于中国并未有明显优势。这也与当前转移至东南亚的仅为部分劳动密集型低端纺织业的现状吻合。基于以上对比分析,可以认为中国化纤产业链具有长期不可替代性,向东南亚发生转移的可能性较低。

3.中美贸易摩擦对化纤产业转移的影响十分有限

2018年3月以来,中美贸易摩擦愈演愈烈,为全球宏观经济及各个行业发展带来了较高的不确定性。针对化纤纺织产业链,虽然就当前美国已公布实施的2500亿加税清单而言,化纤纺织产业链受到的影响十分有限,但美国后续可能会实施的3250亿加税清单包含了几乎所有中国出口到美国的纺织服装产品,其规模之大引起了部分国内纺织下游市场的悲观情绪,进而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当前终端市场的需求热情。我们拟从中美贸易摩擦对国内化纤产业链的影响以及东南亚出口的成衣加工原料来源两方面论证,中美贸易摩擦主要是对市场情绪的影响,在实际贸易层面对国内化纤产业链的内需与外贸影响均较小,中国将长期处于全球“化纤-纺织”产业链的主导地位。

3.1贸易摩擦对中国服装竞争力影响不大,服装出口量处于正常波动范围

虽然美国是中国服装的最大出口国,但从比例来讲,中国对美国服装产品出口仅占中国服装总出口量的17%,而美国从中国进口服装产品却占到美国服装总进口量的51%,且短期内尚无任何国家能够承接中国全部服装订单的转移。按2017年出口美国服装总额为387亿美元,以25%的关税计算,增加关税或使美国消费者在纺织服装日用消费品的年均支出增加96.75亿美元,美国消费者对于这项支出增加的接受阻力或使3250亿的加税清单最终不会实施。同时,对于美国市场而言,由于中国化纤产业链高度发达,决定了其纺织服装价格低廉,因此对于原有关税不高的产品,即便加征25%关税,中国产品在全球来看依旧具有价格优势。

从2018年4月发生贸易摩擦至今,中国对美国服装出口量基本处于过去10年的平均水平,未出现明显的出口紧缩,服装出口量处于正常波动范围,表明从服装贸易商的角度而言,贸易摩擦暂时对中国服装竞争力影响不大。

3.2贸易摩擦影响纺织品贸易方式:深挖中国/越南/印度/美国纺织品进出口数据

我们认为由于全球服装需求并不会因为中美贸易摩擦而凭空消失,贸易摩擦影响的是相关商品的贸易方式,比如通过第三国转口方式规避关税。我们发现中国对越南的有关纺织品出口同中美贸易形势有明显的联系。

中美贸易冲突自2017年6月底开始:2017年7月开始,中国向越南纺织品出口金额飙升

中美贸易冲突最早起始于2017年6月底,由于美方对台出售武器装备及美国财政部对中国实体开展制裁行为,中美关系从积极基调转为充满“不确定性”。根据HS海关代码,将第60章商品归为半成品类商品,将第61章、第62章及63章合计为成品类商品,从中国出口越南半成品及成品商品金额来看,从2017年第三季度起,中国向越南出口纺织类成品及半成品商品金额开始突然飙升,2017年下半年中国对越南纺织类成品商品出口金额上升80.1%达到1954.4百万美元,半成品商品中国至越南出口金额为1652.4百万美元,同比增长约28.98%。2018年仍保持出口金额飙升的情况,2018年全年成品类商品出口额同比上升44.6%,达到了4359.3百万美元,而半成品类出口额为3631百万美元,同比上升18.41%。由于原材料及半成品类产品在2018年7月被列入征收关税清单且被征收关税至今,美方持续将“征收额外3250亿美元中国商品惩罚性关税”作为威胁,截止至2019年上半年,中国对越南半成品类出口额仍维持一定的上升趋势,同比上升约2.5%,达到1864百万美元。而成品类商品出口金额开始出现下降,2019年上半年中国对越南成品出口额下跌至1277.63百万美元,同比下降26.17%,中国厂商存在将半成品出口至越南加工至成品再出口至美国的可能性。

2017年至2019年一季度美国从越南进口成品类及半成品商品金额呈逐步上升趋势,2017年及2018年美国从越南进口成品及半成品金额分别达到了11623百万美元及12366百万美元,同比上升了7.3%及6.4%。2019年上半年美国从越南进口纺织类成品及半成品金额同比上升约10.89%,达到约6400.67百万美元。其中主要出口商品成品类商品美国从越南进口金额在2017年至2018年有较高的增长,分别增加787.9和742.3百万美元,截止至2019年上半年美国从越南进口成品及半成品商品总额同比2017年上升约1371.6百万美元,由于中国向越南出口额及越南向美国出口同期均有较明显的增长,在中美贸易冲突背景下,中国厂商可能将大量纺织品类及服装类商品通过越南进行转口。

印度上调纺织品关税:中国通过印度转口可能性较低,出口金额逐渐下降

印度为保护本土纺织产业,在2017年低决定上调涉及海关税号50至63章的纺织品服装进口关税,在现行10%—15%的基础上,将进口税率上调至20%—25%,此前税率高于25%的纺织服装产品则维持不变,2018年7月,印度政府上调了若干纺织品和服装的基本关税,包括纤维、地毯、针织品、针织品、某些特制纺织纤维和织物。关税上调幅度为20%,该项措施从2018年7月16日开始生效。在高额的进口关税的情况下,中国出口印度纺织品金额增速骤降,2017年中国出口印度纺织类半成品同比增长10.69%达到572.82百万美元,但2018年及2019年上半年,同比分别增长1.25%和减少7.27%,出口额达到580百万美元及274百万美元,向印度出口半成品金额从高增速转为低增速甚至负增长,这一现象也表现在中国向印度出口纺织类成品金额变化上,2017年纺织类成品商品中国出口印度金额同比减少2.74%,出口额达到1266百万美元,2018年至2019年上半年分别同比增长1.3%和减少3.73%,达到1282.61百万美元和500.9百万美元,2019年上半年中国出口印度纺织品金额呈下降趋势。

已经进入关税实质影响名单的品种的出口越南金额持续上升,并不随中美贸易冲突大环境变化而改变

美国在2018年7月公布额外征收10%关税2000亿美元商品清单,其中主要涉及大量纺织类原材料及半成品,并没有涉及到成衣和纺织类成品关税增加。由于美国在所有纺织类商品进口中,成品商品占比最大,根据2018年美国全年纺织类商品进口统计来看,成品商品比重达到86%,仅有24%为纺织类原材料及半成品。虽然美国将纺织类原材料及半成品列入征收额外关税清单中,但由于没有涉及纺织类成品,对中国纺织类商品出口实际影响相对较小。

中国厂商可能通过东南亚进行转口来规避美国惩罚性关税。从具体涉及商品来看,中国厂商持续增加第60类针织物及钩编织物商品出口越南金额,自2018年8月美国正式对“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征收关税”开始,2018年9月至2019年上半年,中国对越南该类商品出口额依旧保持之前的持续显著上升状态。

根据美国对越南纺织品进口统计,2018年至2019年1季度美国从越南进口针织物及钩编织物金额有了较大的增长,2018年相比2017年上升约28%,达到3.85百万美元。2019年上半年度美国从越南进口第60章商品达到3.94百万美元,同比2018年上半年上升104%,金额虽然不大,但是幅度巨大。由于越南持续增加从中国进口第60章商品金额,而越南在出口美国第60章商品金额也有显著的上升趋势,因此,我们认为:对于不能直接对美出口的纺织类商品,中国厂商可能会选择通过东南亚进行转口,然后再出口至美国以避免惩罚性关税。

于此同时,美国从越南进口第60章针织物及钩编织物商品金额较低,自2013年至2019年上半年出口额最高点仅为450万美元左右,仅占中国向越南出口该类商品金额的千分之一,这主要由于第60章针织物及钩编织物大部分商品为半成品织物,而在美国进口的纺织商品中,成品商品占比最大。2017年至2019年上半年,美国从越南进口第61章针织或钩编的服装及衣着附件金额有较明显的提升,2017年至2018年,越南出口美国第61章商品金额达到了6758.5百万美元和7149.2百万美元,分别同比上升8.4%和5.78%。2019年第上半年,越南出口美国该类商品金额同比上升9.13%,达到3536百万美元。第61章商品为第60章商品下游产品,由于美国从越南进口进口第60类商品总量较小,第61类商品金额增长较快,而中国出口越南第60章商品金额同比2016年增长600百万美元,存在中国厂商出口半成品至越南进行加工后再出口至美国的可能性。截止至2019年上半年,中美贸易磨擦依然比较激烈,美方长期将“对价值325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征收惩罚性关税“作为威胁,该3250亿美元中国商品清单将涉及绝大多数成衣及纺织成品。因此,我们必须要指出的是:由于中美贸易关系的不确定风险,中国厂商为规避未来可能存在的惩罚性关税,存在向越南出口的纺织类原材料及半成品在越南进一步加工成最后成衣出口至美国的可能性。

印度出口美国纺织品成品金额上升,但潜在影响较小

据美国商务部统计,2018年至2019年上半年印度向美国出口纺织品金额呈上升趋势。印度出口美国半成品金额维持较快的增速,2017年美国从印度进口60.5百万美元的纺织类半成品商品,同比2016年上升53.5%,在2018年年中美国将中国纺织品列入关税清单后,印度出口美国纺织类半成品金额增速无明显增加,2018年及2019年上半年分别达到76.11百万美元和51.16百万美元,同比分别增加了25.83%和20.88%,较2017年增速下降较快。但印度出口纺织类成品商品至美国的金额在2019年上半年有明显增加。2018年美国从印度进口成品商品金额为6380百万美元,同比增加2.99%,略低于2017年增速3.23%,2019年上半年印度出口纺织类成品金额达到3512.22百万美元,同比2018年上半年增加6.79%,增速略高于2017及2018年同比增速。

但自美国2019年3月提出将印度剔除最惠国待遇后,印度对28种美国商品征收报复性关税,美印贸易实际也处于相对紧张的状态,如美印贸易冲突进一步加重,美国存在对印度纺织品征收额外关税的可能性。此外,印度2018年化纤产量仅约为中国的十分之一,约为546.7万吨,而中国化纤产量为5196.4万吨,短期内印度难以迅速增加化纤产能,如果印度试图迅速扩大对美出口纺织品金额,挤压中国纺织品市场,将不可避免增加纺织类原材料进口,中国化纤产业链作为全球化纤中心,实际影响较小。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在印度对纺织品进行关税保护的情况下,中国对美不能直接出口的纺织品可能通过出口东南亚进行转口。对于东南亚国家而言,转口订单的增多会使当地纺织工业快速发展,但由于其原料将长期向中国进行采购,因此我们认为中美贸易摩擦对中国化纤产业链的实际影响十分有限,更多的是对情绪与市场预期的影响,也包括对需求节奏以及部分需求主体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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